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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大气国十条“周年最权威预警:京津翼治霾计划将落空

作者: 来源: 日期:2015-9-6 10:11:26 人气:20

即使全面落实现有的减排政策,京津冀依然难以完成“大气国十条”任务。目前,曾参编“国十条”的权威专家已发出预警。
   这是珍贵的预警信息,但全国其他地方独缺这种“沙盘推演”。更令人担忧的是,各地治霾方案几乎都是仓促而就,“心里没底”是多地环保官员的共同感受。
   2014年初的北京市两会上,据媒体报道,市长王安顺谈及雾霾严重性:“中央领导说,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‘提头来见’。”
   虽为玩笑话,但最近一份权威报告披露,如措施不加码,到2017年,京津冀真的无法完成治霾任务。
   这是清华大学与中国清洁空气联盟联合撰写的报告。报告出炉之际,恰好是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(以下简称“大气国十条”)实施一年时间。
   “我们相当于做了沙盘推演,发现目前战略不行,不能掉以轻心了,要给政府一个警示。”报告作者之一、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说。
   勿论争议,这无疑是难得的预警信息,但全国很多地区并无类似的“沙盘推演”。更令人担忧的是,全国及各地陆续出台的治霾方案几乎都是仓促而就。南方周末记者在这一年间的相关报道采访发现,“心里没底”是多地环保官员的共同感受。
   “领导着急了”
   为了聊点“空气”,2014年6月30日,由河北省委书记、省长亲自带队的政府考察团,在参观了清华大学互联网等高精尖实验室之后,特地去到了环境学院。意想不到的是,一众官员在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,在一些专家看来,现场气氛甚至有些紧张。
   双方谈论的,是一份《基于“大气十条”的京津冀地区细颗粒物污染防治政策效果评估》(以下简称《评估》)。
   这是一份历时已一年的研究报告。2013年9月,作为全国治霾5年计划的重磅方案,“大气国十条”甫一颁布,贺克斌团队即着手准备“算账”。
   算法是,针对“大气国十条”和京津冀三地发布的配套计划,研究者将具体治理措施参数化,构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——污染物削减了多少,再运用空气质量模型进行定量评估,空气质量随之改善了多少。
   “大气国十条”对于京津冀区域的硬性要求是:到2017年,京津冀PM2.5浓度下降25%左右,其中北京市的浓度控制在60微克/立方米(单位下同)左右。
   “沙盘推演”的结果表明,2017年,北京市的PM2.5年均浓度较2013年下降25.6%,达到65.8,但天津市和河北省的下降幅度则只有18.7%和14.7%。
   因此,报告的结论是:即使全面落实现有的减排政策,到2017年,依然存在北京PM2.5年均浓度达不到60的风险,天津市与河北省的部分地区也存在PM2.5浓度不能降低25%的风险。
   这并非一份简单的民间调研,贺克斌正是“大气国十条”的参编专家。此前一个月,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圆桌会议上,贺克斌就分享了研究的初步结论,引起了京津冀环保官员的关注。
   研究结论让河北的领导官员有些震惊。“领导着急了,让清华大学不只是说问题,还要提出药方,如何才能实现目标。”贺克斌说。
   现在已过去3个月,报告在河北官方形成的震动正在发酵。2014年9月19日,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河北省环科院副院长邢书彬时,后者已正在和清华大学联合开展课题研究。“我们正在研制强化的实施方案。”
   早在一年前,河北省环科院就成立了大气污染防治研究工作领导小组。清华之行后,河北省的专家团队也成立了“加强版”。8月7日,河北省政府组建了“大气污染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”,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清华大学教授郝吉明和贺克斌等15位省内外专家受聘成为委员。委员会的任务正是针对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开展研究论证,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。
   一场没有把握的生死战?
   研究也受到了河北省环境技术人员的质疑:“我们费了那么大劲搞出的减排措施,你们还说不够,你们的模型对不对?”
   不过实际上,河北省环保部门的官员在和贺克斌交流时,亦透露出“自己心里也有些没底”。所以在部署措施时,他们已在公布的减排措施范围之外,增加了“自选动作”。
   这场治霾攻坚战,似乎从一开始就缺乏“沙盘推演”。
   “大气国十条”自2013年3月开始制定,9月颁发后,河北紧跟着发布了相应的冀50条。“去年出台也是挺着急的,难点很多,当时没有做可达性评估,后期也没做过。”河北省环科院一位工作人员说,“环保厅的主要科研力量就是我们院,可是我们做不起来。”
   河北省环科院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大气科室,环保厅的大气处也是2013年才应运而生。
   这亦非一地之忧。“(我去地方调研时)有的市长说,我打仗已经准备了干活的队伍、准备了财政资源,但是你要告诉我,枪打哪里最管用。”贺克斌说。
   “国十条到各地方案,出台都比较仓促。”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冯银厂说,他参与了国十条和天津市配套设施方案的制定。而《评估》从立项到结题,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历时一年,还只是提出了“宏观的建议”。
   时间紧、缺人才,这是河北省面临的难题,也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难题。
   “地方在对应‘大气十条’列出的细则能否达到目标,没有几个地方做过研究。因为没有这个能力。我现在了解的,只有做过大型赛事空气质量保障的地区,例如北上广深,才有这能力。”贺克斌说。
   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空气质量专家万薇发现了这个问题。她这一年来前往东北、西南、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多个城市调研,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“基于现在做的事情,地方政府并不知道具体的减排效果,在考核之期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”。
   所以,9月16日,在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,对于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中面临的最大挑战,各方讨论的结果正是“难以评估减排效果”。
   “协同”药方
   如何才能完成目标呢,贺克斌将其总结为“多污染物协同控制”。
   以PM2.5为代表的复合型大气污染好似并发症,单单治理一种污染物,可能不会药到病除,甚至会带来副作用,使得一些污染物浓度上升。所谓协同控制,各项病症要搭配着治疗。
   PM2.5来源复杂,有直接排放的一次PM2.5,亦有二次反应生成的二次PM2.5,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转化而成的硫酸盐、硝酸盐。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都被称为前体物。
   如何削减前体物,是降低二次PM2.5的主要难题,也是《评估》的主要发现。
   《评估》认为目前京津冀的行动计划无法达标的主要原因是,二氧化硫的减排效果明显,但对氮氧化物和一次PM2.5的减排效果不及二氧化硫,对氨气和挥发性有机物的控制则较为薄弱。
   京津冀地区处于氨气富裕地区,过多的氨气加剧了各类污染物的复杂反应,如无协同减排,在京津冀地区,氮氧化物的减排反而会导致臭氧浓度增加,促进二次PM2.5的生成。
   所以,《评估》开出的十大药方是,协同加大了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一次PM2.5、氨气和挥发性有机物的削减比例,并细化成公共政策,例如天津、河北将畜牧养殖业集约化比例提高到30%,并推广施用缓释肥料以减排氨气。
   不过,这项针对未来作出的评估也存在不确定性。
   除了研究中使用的排放清单和空气质量模型自身的不确定性外,首先会产生影响的就是气象条件。研究采用了2013年气象条件模拟2017年的情况,而2013年的气象条件较为极端,如长时间雾霾等。如果2017年气象条件优于2013年,结果则会更理想。
   另一个因素则是周边地区的减排情况。研究假设山东和内蒙古均能达到“大气十条”的改善目标,但若周边地区维持2012年的排放水平,将使2017年北京、天津、河北PM2.5下降幅度减少2-4个百分点。
   不缺“炸药”,缺“沙盘”
   “协同减排是正确的思路,但变成可实施方案,还需要科技手段支撑。时空和化学成分减排要怎么组合才最合理。”贺克斌说。这也是地方缺乏的能力。
   而有中国特色的大气污染,使得国际经验也不能完全照搬。贺克斌将大气污染的研究分成源识别和源控制两类。目前各地的力量大多放在源控制上,用什么技术削减水泥厂、钢铁厂的污染,有如战役里专门炸碉堡,这些技术各地已掌握得比较清楚。
   但识别对方的火力配置以配置我方的兵力,则需要沙盘推演,包括建立排放源清单、模型模拟和大气污染立体观测三大研究方法,这只在举办大型赛事的城市演练过。“大部分省会城市尚不具备源识别能力,地级城市就更不行了。”贺克斌说。
   虽然清华可以承担类似的识别研究,但贺克斌不希望延续这种“你给我钱,我给你研究报告”的关系。“技术平台和人才队伍要当地化,如果不能有专人负责分析,也可以让当地的高校参与研究。”贺克斌说。
   另一种模式则是建立类似于环评的环境服务业,交予专门的公司来识别和评估,但我国此方面的市场还未打开。
   实际上,河北省的减排措施也随着科研的深入而明确。
   “我们一开始制定行动计划时,源解析的结论还没有做出来。针对今年源解析的结论,根据挥发性有机物和氨气的贡献程度,今后会有所调整。”河北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郭斌说,“河北省将出台规范,专门整治制药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和异味。”
   “希望有不同声音”
   2017年并非终点。
   贺克斌认为各地亟待建立技术平台,以精确、科学地治霾。实际上,除了河北,北京和天津市环科院对于本市的行动计划也做了测算。
   “贺老师的研究结果比我们乐观。”北京市环科院院长潘涛说,“我们研究过,北京2017年达到60比较悬。我们也在准备提加强的建议,目前还没有最后结论。”天津市环科院也做了类似的测算,结果同样是“目标不一定能完成”,结论也没有公布过。
   “评估的模型和参数都有差别,我们希望有不同声音出来讨论,这样才不会忘了行动计划。否则真就是‘规划规划,墙上挂挂。’”贺克斌说。
   他希望每年都能对行动计划进行后评估,而不是等到2017年才来做检讨。类似的,各地采取的重污染日应急方案,也可以有快速后评估,给公众一个交待。
   “很多百姓说,应急之后天还是灰的啊。如果有了快速后评估,就会明白‘此灰非彼灰’,PM2.5浓度也许从600降到了400,人眼是看不出来的,正如发烧从41度降到了39度,虽然手摸着还是烫的,但降低了健康风险。这样市民才知道自己少开车是有贡献的。”贺克斌说。
   万薇在调查时发现,各地相继都制定了应急方案,但大多数内容相近且在落实层面不够具体,工作人员也并不确定应急之后能产生多大效果。
   后评估还可以为改善措施积累经验,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北京奥运会。北京奥运期间,一半时间的空气质量达到了一级,有人说控制力度过激。但设定预测方案时,参照的是近20年平均正常气象条件,并且保证在“老天帮倒忙”的情况下,也可以达到国家向奥委会承诺的二级标准。幸运的是,奥运期间“天帮忙”,空气质量就往正向发展,变成了“额外捡来的”一级天。“所以,不能说浪费那么多资源,停了那么多工厂。”贺克斌说。
   对于各地签署了责任状的一把手而言,2017年是任期内必须完成的目标。对于贺克斌和潘涛而言,2017年只是一个里程碑。他们正在以2030年为目标,制定PM2.5的达标规划。
   “PM2.5从130到100,我们知道氨气和挥发性有机物的减排要搭配好,但100到35,怎么办呢?科学技术并不完善。2017年之前,科技人员要抓紧时间,准备下一个阶段的研究。”贺克斌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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